中华简史1791

文 雷剑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春，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的一千二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后，为推动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康有为创办《中外纪闻》新刊，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力倡变法，梁启超成为主要撰稿人。

普遍提高国民素质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在维新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严复会同王修植、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办起了《国闻报》，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他亲自写了23篇社论，抨击时弊，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直至《天演论》的正式出版，给戊戌维新运动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严复没有直接加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政治活动，他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主要功绩是启蒙宣传。

光绪二十一年在《直报》上发表的《辟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最猛烈攻击封建专制政治、提倡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文字，被人誉为“类似卢梭的《民约论》”。这篇文章在思想上超越了其他维新派，思想界曾为之一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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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洋务派张之洞在《时务报》上看到转载后，怒形于色，立即命人写文章反驳，并准备对严复进行迫害，后经别人劝说才未下手。

当时，梁启超在《时务报》上鼓吹民权，严复看后对梁启超说：“西方各国实行民主，是因为远在古希腊、罗马时已有民主胚胎，我以为，中国是个没有民主胚胎的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

戊戌变法前，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乎，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

严复的这些言论，一方面说明他这个口头革命派，在政治上是个褪了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他把“开民智”，普遍提高国民素质，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来看的。

在五四运动前的启蒙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严复把自己的心血全力倾注在传播“西学”和从事教育事业方面。

他翻译和介绍的西方资产阶级经典著作，还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原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众肄言》《社会学原理》，英国资产级阶思想家、哲学家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论》《论自由》，法国著名学者孟德斯鸠的《法意》（《论法的精神》）等多种。

他苦心孤诣地撰述了大量译著的目的，仍在于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术思想，继续宣扬西学救国，宣扬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这些译著不断地发挥着启蒙作用，在五四运动前的思想界，占有显著的地位。

“体、智、德”全面发展

作为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严复从26岁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起，到59岁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校长)期间，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以后又担任过复旦公学和安徽高等学堂的校长，在教育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严复与外甥女何纫兰合影

1912年3月11日，严复前往京师大学堂接印，当时只有管理人员二三十人在堂，处于政权交替阶段，学部未拨发经费。当天，严复给外甥女何纫兰家书中写道：“存款只剩万余金，非一番整顿，恐将不支。”

他投身于教育事业，都是基于“开民智”和后来提出的“愈愚”(治疗愚昧)这样一种认识，他把教育看作是“强国根本”。

后来，孙中山与他面晤，谈及救国之道时，他仍把教育放在首位，说：“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

严复认为，要自强救国，就要兴办新式学校，培养资产阶级的新人，这种新人要“体、智、德”全面发展。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观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

严复根据西方的教育制度为中国设计了新的教育体系。他较早地提出了教育要分三阶段进行，即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以及专门学堂和出洋留学等教育体制。

严复很重视家庭教育，提倡“言教不如身教”。同时也十分重视妇女教育。他听到上海创办女学堂的消息，十分费赏，他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自强自主的开始，妇女自强自立之日，就是中国转弱为强之时！

（编辑 刘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