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简史1790

文 雷剑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春，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的一千二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后，为推动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康有为创办《中外纪闻》新刊，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力倡变法，梁启超成为主要撰稿人。

中国人只能变法自强

这一天，梁启超手持一本名为《天演论》的译稿，欣喜若狂地推荐给他的老师康有为。

《天演论》即进化论，英语篇名为《进化与伦理》，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所著论文集中的一部分。赫胥黎认为进化的原则是“物竞”与“天择”；这种生物 “生存竞争”的发展规律，也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此书的译者严复，崇信赫胥黎的观点，译文都加了评点，有的评点长过译文。

严复认为：种族之间的竞争也是优胜劣败，当时欧洲列强能够侵略中国，就是因为他们不断地自强。因此，中国人不能再妄自尊大。面临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国人只能变法自强，不断提高民族的德、智、力，“与天争胜”。

严复的《天演论》，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面世，如敲响了一面警钟，对世人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天演论》

从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广为流传，有力地反对了顽固派、洋务派的保守想思，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从而向全社会传播，逐步深入人心。

康有为看到译稿后大加赞赏，他立即写信向张之洞推荐，信中说：“《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他大力鼓吹与推广此书。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天演论》在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潮中正式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此书在知识界广为传播，广大青年奔走相告，无不以先睹为快，中小学堂学生争阅风诵，国民风气为之一开。

派往英国留学的学生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严复出生于福建省侯官(今闽侯)，原名严传初，13岁时改名宗光。

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主修英语、驾驶和数、理、化、地质、天文、航海等自然料学知识。在洋务派创建的新式学堂里，他开始接受西方社会理论。

同治年间，18岁的严宗光随“建威”“扬武”舰漂洋过海，进行毕业实践。在日本、新加坡一带初沐异国风雨，开眼看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春，一个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东方青年，随着无数白人走下远洋轮的舷梯，踏上英国领土。严宗光，这个由清朝政府派往英国留学的学生，将在这里学习海军军事、海战公法及枪炮营垒等西方军事技术。

严宗光非常认真地学习各类理科、工科和军事科学，学习成绩总是在中国留学生中名列前茅。但他并不满足于朴次茅斯和格林威治海军学校的科学技术教育，而是把全部热情投向寻求一条富国救民的道路上去。

他走出课堂，走出书斋，把目光投向当时英国“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的英国社会，睁开眼来看看这个世界与中国到底有什么不同。

把目光投向当时的英国社会

在当时洋务派眼睛盯住西方军事和技术时，他较早地着眼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理论，接受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观念和思想。

他出游法国，寻找欧洲强盛的原因，他接触各种资产阶级新思想，为的是借他山之石，补分崩离析的中国之玉。

这一年，他才24岁

这一天，对于严宗光的思想转变尤为重要。

在英国伦敦的一个法庭里，他旁听了一个普通案件的审理。使严宗光惊奇万分的是，参加审理案件的不仅有庭长和法官，而且还有市民代表组成的陪审团。

他目睹起诉人和被告分别出具人证、物证；聆听双方律师在法庭上的反复辩论，这一幕幕西方司法程序，马上使他联想到自己国家里官老爷升堂，专断独行、草菅人命的种种落后现状。

回到寓所之后，他夜不能寐，思绪万千，一连数日，心里若有所失。

夜不能寐，思绪万千

他想：英国和西方列强有了这类民主制度，自然“公理日伸”，国家得以富强了。有了这样的法制，还会有什么案件搞不清楚的呢？这一年，他才24岁。

从此，严宗光怀着强烈的寻求富国真理的热情观察西方社会，埋头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理论著作中去，从而成长为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

最早的“教育救国论”

严宗光归国任职后改名为严复，先被福州船政学堂聘为教习。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28岁的严复又被聘为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水师学堂是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海军学校，专门为北洋水师培养军官。

28岁的总教习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严复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积极参加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维新运动。

在维新运动期间，他由衷地赞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提倡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较早和最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西学”。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天津《直报》连续发表了严复的《原强》等4篇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章，强烈地震动了思想界。

《原强》向国人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并根据他们的社会学说提出了自己的救国主张。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取决于它的民力、民智、民德的高下，”要救亡图强，可以走渐变之路“培其根本，卫其成长。”具体办法有三：一是“鼓民力”，即禁鸦片与缠足，提高国民体质；二是“开民智”，即废除八股制度，提倡西学；三是“新民徳”，即创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政治。其中“开民智”就是最早的“教育救国论”了。

（待续）

（编辑 刘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