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名人名家·专稿·1
文 曲润海
三、创作与道德良心
中国的文学与艺术在行政管理上现在泾渭分明,文学高于艺术,绝少有剧作家能够成为中国作协的理事。剧作家也把作家看得至高无上,自诩或追求做作家。在创作上算不得追求,却也走过趋同的路,“伤痕文学”“伤痕戏剧”便是。“伤痕”时期过去,“世态人心”偏重于写人心,写文心,反思、自省,从社会问题到道德良心,剧本的文学性强起来,福建的剧本明显地具有这种特点。郑怀兴这样的剧本,特别是历史剧或古代剧,为数最多。《新亭泪》《晋宫寒月》《荷塘梦》《神马赋》《要离与庆忌》《红豆祭》《乾佑山天书》《叶李娘》《寄印传奇》《上官婉儿》《傅山进京》《轩亭血》《潇湘春梦》《林龙江》《萧关道》等,便是这类剧作。我先后看过《神马赋》《上官婉儿》《傅山进京》《寄印传奇》的演出,与读剧本的感觉却不完全一致。有的戏,看演出时不甚理解,是以习惯的看戏思维看的。读了郭老章诒和的序、安葵的序,才豁然开朗,原来人与人、与社会、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中,有一条起码的道德良心底线,守住了这条底线的人,同一时没有守住这条底线事后愧悔的人、放弃了这条底线的人,剧作家的评价是不一样的,观众的好恶也是绝然不同的。人们尊敬戏里的周顗、傅山、柳如是、叶李、林龙江,惋惜王导、要离、钱谦益、寇准、上官婉儿、李钟岳、王闿运,鄙视晋献公、阖闾、丁谓、侯文甫,同情骊姬、申生、魏斯仁、庆忌、翁懿娘、花燕芳,都是用道德良心的尺子衡量的。
《新亭泪》剧照
然而,郑怀兴的尺子,是一把大尺寸的尺子,即文化的尺子。无论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虚构的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物,都是一定文化层面上的人物。他一般不写偷鸡摸狗、男盗女娼、杀人越货的故事和人物。这就使得他的剧作,特别是历史剧古代剧具有文气,能够卒读。这正好体现出他的为人、为文、为艺的自我规范。也体现出他的剧作所担当的社会责任。
郑怀兴
四、忧患与守望
升平歌舞,忧患戏剧。戏曲虽然是“以歌舞演故事”,但此歌舞不同彼歌舞,它是赖以表现故事和故事里的人物的形式,而非戏曲即歌舞。宋元南戏保留下来的《张协状元》《荆钗记》《金钗记》《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等,及至元杂剧、明清传奇众多的剧本,歌舞升平的极少,而充满忧患意识的倒比比皆是。即使有歌颂升平的戏曲,也都流传不下来。南明小朝廷里的阮大铖懂得昆曲,懂得歌舞,而且逼着李香君们去歌舞升平,却被李香君编作戏文嘲骂一顿,阮大铖终究不过令人不齿的败类,谁把它当作剧作家看待?而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洪昇却是名垂千古的大戏剧家、诗人!
历经生活的磨练、熟读古典名著的郑怀兴,是以这些大戏剧家为高标杆的,当然也从骨子里生成了忧患意识。他自己就说:“这种忧患意识似乎与生俱来,很早就在心里生成,渗入骨髓,潜入魂灵,并且伴随着生活境遇与创作历程,在心底奔涌,从笔下流淌。”他的第一个剧本《遗珠记》,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他的忧患不仅仅是国家民族的兴衰、人民的苦乐,他更关注文化的弘扬以至戏曲艺术的生存、道德的坚守、正义的张扬。因此他的多数剧本尤其是历史剧和古代剧、整理改编的传统戏,甚至现代戏,都离不开文化和道德两大内容。传统的文化观念也铸就了为人与为文的规范,体现在事业上就是在冷清、寂寞中坚守戏曲。“今生今世,无论怎样,我都会坚守梨园”,“此生已安身立命于戏曲,……甘为戏曲作吐丝的蚕,燃血的烛!”。他不追逐名利,不仰慕权势。即使当了几个“副主席”,也不离开长期生活的基层根据地。
他坚守的本领莫过于创作,而“创作一定要言必由衷,只有这样才能永远挺直腰杆、保持自信。”无论是有感而发的还是照题作文的剧本,无论是深刻的悲剧还是轻松的喜剧,都是“言必由衷”的。“言必由衷”未必都能有立竿见影的好效果,像《傅山进京》那样冷搁一年的事,我猜想恐怕不会就那一次,有几个剧本似乎没有排演过。然而他并没有受不住冷搁而放弃自己坚守的题旨,这就是他为人为文的品格。幸好太原市的领导拍了板,《傅山进京》这个戏也就得以一直红火到现在。这也告诉我们,坚持就有望,放弃则绝对是无望的。
《傅山进京》剧照
守望绝不是抱残守缺。现在盛行讲国学,国学大师多了起来。“非遗”保护受到政府的重视,传承人受到尊敬,还要盖博物馆。是不是掌握“子曰”“诗云”的东西多就是国学?“非遗”是不是原样子保护进博物馆,就万事大吉了?郑怀兴读过不少书,读过《周易》,他也不是国学家。他尊重、继承传统,也并不指望把戏曲放进博物馆里封存起来。他是剧作家,他的任务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按安葵的说法就是寻找传统与当代精神的契合点。这样,忧患与守望才值得,才有价值。《新亭泪》《红豆祭》《乾佑山天书》《轩亭血》《傅山进京》绝不是一般的讽喻之作,而是强烈的忧患之作。
(未完待续)
(编辑·王斌)